在政府采购领域，恶意投诉的治理是全球共性难题。以美国为例，其构建了 “程序过滤 + 经济惩戒 + 法律威慑” 的三重防护网：政府问责局（GAO）依据《合同竞争法》建立快速驳回机制，对缺乏事实依据的 “无理抗议” 直接终止程序；针对 “职业投诉人” 实施 “抗议暂停” 制度，如 2016 年某企业因一年内提交 150 项无效投诉，被裁定滥用程序并暂停抗议资格一年；通过《国防授权法案》试点 “失败方付费” 规则，要求大型承包商为被驳回的投诉承担处理成本，同时将虚假陈述纳入《虚假索赔法》规制范围，形成 “经济重罚 + 刑事追责” 的复合惩戒链。

联合国《公共采购示范法》则展现出程序正义与效率平衡的智慧：通过限定 “直接利益相关方” 资格（排除公众、分包商），从源头过滤无效投诉；建立 “自动暂停为主、公共利益例外” 的弹性机制 —— 常规争议触发采购流程冻结，但若涉及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形，经严格评估可继续推进项目；独立机构拥有流程控制权，可依个案裁量暂停或恢复采购，既保障供应商救济权，又避免公共服务因争议陷入停滞。

面对恶意投诉对政府采购生态的干扰，我国正从规则完善、信用联动、程序优化三个维度破题：

以 94 号令为核心，建立 “记录 - 惩戒 - 联动” 机制：对 12 个月内 3 次以上查无实据的投诉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实施 1-3 年市场禁入；探索 “败诉付费 + 担保金” 制度，要求投诉人预缴费用，若被认定恶意则不予退还，并以担保金赔偿被投诉方损失。中技国际招标相关负责人指出，需同步强化采购人法治意识，严禁 “私了” 妥协，确保投诉处理全流程依法依规。

中国政法大学专家建议将投诉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平台，建立动态评级系统 —— 记录投诉频率、成立率等核心指标，对高频无效投诉者实施信用降级；通过财政、审计、司法数据互通，形成 “黑名单共享 + 跨部门惩戒” 机制，将限制招投标、取消税收优惠等措施嵌入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。西藏近期通报的政采违法案例显示，信用惩戒已成为遏制恶意投诉的关键抓手。

治理需把握 “严管” 与 “厚爱” 的平衡：一方面提高投诉门槛，要求提交初步证据（如文件瑕疵截图、法律条文援引），对匿名投诉、非直接参与方诉求直接驳回；另一方面升级全流程透明度，在招标文件发布前公开征求意见，评审结束后公示否决理由，压缩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误解空间。针对重大公共项目，设立 “紧急例外条款”，经专家论证可在争议期间继续实施，防止公共利益被个别争议绑架。

行业专家特别强调，治理恶意投诉不能以牺牲合法维权为代价。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专家指出，投诉量增长本质上是营商环境优化的体现 —— 当供应商确信 “有理能说、有冤能申”，才会积极通过法定渠道主张权益。因此，制度设计需区分 “失误性投诉” 与 “恶意投诉”：允许供应商因专业能力不足导致的合理失误，避免将正常维权标签化；对 “以投诉之名行敲诈之实” 的行为，则需通过不当得利追缴、刑事追责等手段精准打击。

从国际经验看，政府采购治理的终极目标，是构建 “权利有保障、行为有边界、违规有代价” 的生态系统。我国正通过 “制度刚性约束 + 信用柔性引导 + 技术智能支撑” 的组合拳，既为合法权益筑牢保护墙，又为恶意行为划定高压线，推动政府采购市场向更规范、更高效、更公平的方向演进。这一过程中，需始终坚守 “程序正义” 与 “实质公平” 的双重底线，让每一次争议解决都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。